,对话陆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一举多得，可以直接拉动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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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陆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多赢的政策，可以直接拉动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户籍制度改革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怎么改革更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的痛点有哪些？如何加快改革的步伐？

本期视频，华尔街见闻和今日头条联合特邀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陆铭教授来聊聊这个与我们每个人紧密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话题。

谈到户籍制度，关键是要理解到现代经济和农业社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农业社会的时候人是跟着土地走的，所以人口天然在一个国家内部它是比较均匀分布的。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城市化率只有18%，我们又经历了大约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又通过政府的力量，把我们的一些企业，我从沿海往中国的内地去迁移，形成了中国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均匀分布的状态。

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是比较要求经济和人口要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集聚的。那么通过集聚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一个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时人口和企业的集聚还能够推动创新。再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因为人民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高，然后生产性的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它的赋能作用越来越强，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经济活动和人口的集聚就更加强了，那么这样一来就要求我们的户籍制度要做改革了，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人口不断向有一些地区集中，特别一些大城市。

但是我们在这些大城市传统上是按照户籍人口和户籍身份来配置公共服务的，那么这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来到大城市工作的一些外来人口不能够平等地像当地市民一样去享受，包括子女教育、廉租房、公租房还有社会保障这样一些待遇，甚至连购房的资格都有所差别。然后对于一些没有到大城市来的这样一些人口，他会觉得如果我是到了大城市，又会因为没有当地的户籍就产生一些福利的差别，生活成本太高，它就不来了。

那么这个户籍制度就成立一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的一种障碍，对于流动起来的人又形成了一些差别的待遇，不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

所以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角度来讲，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够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能够使得公共服务的享用跟户籍的身份逐渐脱钩。那么最后使得户籍制度就演化成为一种在居住地的登记制度，公共服务完全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配置，这个既是我们国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全世界范围之内现代化的国家所通行的这样一种人口管理和公共服务配置的一种体制。

如果说到户籍制度的改革的痛点障碍，我觉得应该说提三点。第一是观念，我们很多人习惯了中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总觉得户籍制度的改革会带来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甚至很多人长期以来觉得户籍制度还挺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其实由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日积月累，反而产生了很多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社会公正的问题，它必须要改革了。那现在的观念应该说随着多年的呼吁和中央现在也在下决心，地方政府也逐渐地配合，应该说已经改了很多。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障碍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注重生产和税收。所以如果在一个地方企业来了，地方政府是很开心的，但如果人口来的话，地方政府总觉得会带来很多公共服务的支出。有的时候会被认为是一种负担，地方政府也经常抱怨说我们没有钱去投入到跟外来人口持续增长所相适应的那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方面。有些人口流出地又担心，如果户籍制度完全放开，人口就逐渐减少。对于当地发展经济、增长税收实际上是不利的。那么针对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呼吁地方之间的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均，而不要注重总量，因为只有人均才真正的是一个地方的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表现和经济现代化的表现。那么相应的来讲，我们的税收体系不能太基于跟生产相关的增值税，而要逐步的提高，比如说消费收入、所得财产等等方面的税收来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那么这个也是提上议事日程了，慢慢再改啊。

那么最大的障碍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是既有的公共服务的存量的供应不足，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形成理论和认识上的一种共识，如果我们是户籍制度一夜之间全部取消掉，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学校供应相对来说不足，基础设施可能也不一定够。所以接下来在未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要在供给侧增加学校、医院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一方面就逐渐地来降低户籍的门槛，让外来人口里面常住人口，特别是居住年限比较长的这样一部分人群，能够尽快地能够市民化，然后对于没有立即获得本地户籍的市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待遇。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一种合理的状态，不同城市之间要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均衡。不管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从我们国家当前所处在的这种态势来讲，就是随着人口向着一些大城市的集中，其实不管在全国范围之内，还是东中西之间、南北之间，一些省份的省内不同城市之间正在出现人均 GDP 差距不断缩小的态势。你这样一看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危险和让人不能理解。那么我们在人口方面看到的向大城市集中，一些一线城市开始在逐渐的放松户籍，其实就是一方面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态势。

同时在一些经济发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些大城市，它自身有很强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从人口角度来讲，经济发达的地方通常会带来本地人口的比较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那么正好流动人口可以补充到劳动力的队伍里面来，既有利于流动到大城市的这部分人群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利用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也能够为现代化的这样一些经济增长的增长及地区来提供劳动力的这样一种后续的补充。那么同时对于社会和谐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历史上有很多欠账，在一些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人口在常住人口里所占的比重可以高达40%，甚至像深圳曾经高达过70%。那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更多的让这些在本地长期居住、就业，还有缴纳社保的人群能获得市民化的待遇，也有利于社会公正。

城区常住人口在 500 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要逐渐地放松户籍制度的这样的一种门槛。那么其中分几点，首先是在积分落户的过程中要增加积分落户的名额。那么另外就是积分的门槛，我们城市里面从存量上来讲有大量的教育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长期就业、居住、缴纳社保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人群）。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要看到它为城市做出的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未来讲，一个城市也需要在公共服务、生活服务里面有大量工作人群，其实它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也是我们城市所需要的人才。

第三就是如果要是积分落户制度仍然是一个渐进改革的状态，那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会有一些人群可能没有达到积分落户的标准，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能化，主要就是子女的教育，还有廉租房、公租房。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大城市之间，因为我们现在积分落户制度都是每个城市自己搞，未来我们要推进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有一个叫积分落户的，积分的累计互认，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就离大城市之间的人口的自由流动又迈进了一步。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渐的把户籍制度转化成为一种在常驻地的登记制度，这一点从国家的政策改革的方向上来讲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要往这个方向改。

我绝对认为当前在经济下行的这样背景之下，加快户籍注入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无非就来自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投资，还有就是经济效率这三个方面。那么从投资角度来讲，我们经济长期以来就是比较依赖于投资拉动的，有一些传统上重资产的行业，比如说制造业，比如基础设施，现在实际上存在一些饱和的效应，再进一步地通过投资来拉动，其实空间是不大的。

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讲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从劳动力的数量角度来讲，数量红利已经逐渐消退了。那么第二就是劳动力的配置的效率，那么如果要是户籍制度改革，短期里面就是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可以更高的提高，从长期来讲，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口在所在的地方，如果能够市民化，长期稳定就业机筑的话，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从老家带过来，其中尤其很多人可能是留守儿童，那么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所以它既有短期效应，也有长期效应。

另外它还有个直接的效应，就是拉动消费的这个产生，因为给定当前的这个户籍制度，大量的外来人口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他觉得我在一个城市打工，我可能未来不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长期留下来，至少他今天是这样想的。那么由于他这样想了以后，他就觉得我要为我未来总有一天我要回到老家。那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收入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那我就要为未来储蓄啊。有的人甚至觉得我反正在城市也待不下来，那我就把自己挣的钱回到老家去造个房子。而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农村里面大量的房子是造了以后不住的，甚至有很多房子造了一半就空在那里空着啊。有一些已经造好的房子，随着人口进城以后，很多房子实际上都倒塌了或者破败了，甚至有些房子都不能住了。

所以如果要是通过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能够让这部分居民能够市民化的话，第一能够改变它的收入增长的预期，就是你今天收入这个水平能够一直维持到你退休，甚至没准随着你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增长，那你就有稳定的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另外你能够加入到城市的社会保障里面，不需要为未来的养老医疗有过多的担心，包括子女的教育，还能够享受城市里面的，比如说公租房、廉租房这样的一些住房的这样一些政策，然后稳定的定居、安居乐业以后那么收入高的人可能会买房子、买车，收入低的人至少可能会租房子、买家用电器。那么它对于这个消费的提升和人民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质量的提升都是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背景之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说是一个多赢的政策。